最近,看到了一些“国考热”的数据,感叹之余,也不能不想到它对大学教育的诸多负面影响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重温蔡元培  /鲁先圣

文/鲁先圣

从1994年开始的国家公务员[微博]考试,到2014年正好20年,报考人数也从4400人增至152万人,20年间不仅是人数涨了344倍,每年的报考总人数也连创新高,报名与招录职位的平均比例更是达1000:1,甚至出现9411:1的壮观数字。问题在于,近几年,参与报考的大学应届毕业生(包括研究生)所占的百分比从来没有少于60%。

   
在我们今天的大学里,我们的哪一位大学校长,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学校“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”吗?谁还能够理直气壮地抨击学生把大学作为“取得做官吏的资历”吗?

 
在我们今天的大学里,我们的哪一位大学校长,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学校“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”吗?谁还能够理直气壮地抨击学生把大学作为“取得做官吏的资历”吗?

众所周知,“国考热”高烧不退是社会发育不全,市场化程度不高,改革力度不够的反映。在当下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,大学应届毕业生热衷于“国考”确有多一个渠道、多一种选择的无奈和考虑。但任何的选择一旦成为手段,特别是出现所谓“不经历国考,人生不完整”的戏谑性追求之后,它的负面作用就会被放大、凸显,进而影响到大学的选择、走向和基本定位。

   
恰恰相反的是,现今我们的大学,做学问的倾向是越来越淡了,而追求晋身资格的“镀金”的取向则越演愈烈。无论办学者,还是家长,还是学生,大家都把上大学研究学问放在了九霄云外,而把就业、考公务员看的高于一切。

 
恰恰相反的是,现今我们的大学,做学问的倾向是越来越淡了,而追求晋身资格的“镀金”的取向则越演愈烈。无论办学者,还是家长,还是学生,大家都把上大学研究学问放在了九霄云外,而把就业、考公务员看的高于一切。

现在看来,“国考热”对中国大学的影响首先是历史性的,从某种程度上看,它影响了中国大学重回正轨。1917年1月9日,正式就任北京大学[微博]校长的蔡元培在就职典礼上说:“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,以求学于此者,皆有做官发财思想,故毕业预料者,多入法科,入文科者甚少,入理科者尤少,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。因做官心热,对于教员,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,惟问其官阶之大小。官阶大者,特别欢迎,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。”(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》)

   
让我们看一组数字:《齐鲁晚报》报道:有国考之称的国家公务员招录公共科目笔试开考,本年度国考招录人数为20839人,报名确认参加笔试人数为111.7万人,比去年增加15%,“条件艰苦”的要求,并未浇灭报考的热情。国家机关招考计划和报名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比例,一些省份省级机关的招考计划和报考比例也达到了千比1甚至万比1,即使是偏远的县级机关招考,比例达到数百比1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。

 让我们看一组数字报道:有国考之称的国家公务员招录公共科目笔试开考。据统计,年度国考招录人数为20839人,报名确认参加笔试人数为111.7万人,比去年增加15%,“条件艰苦”的要求,并未浇灭报考的热情。国家机关招考计划和报名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比例,一些省份省级机关的招考计划和报考比例也达到了千比1甚至万比1,即使是偏远的县级机关招考,比例达到数百比1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。

在此之前,有“最后一个国学大[微博]师”之称的章太炎也说过:“儒家之病,以富贵利禄为心。”(《诸子学说略》)他要求“宗孔氏者,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”。(《致铁铮》)

   
面对这样的数字,重温当年治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精神,很有必要。他不仅仅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面旗帜,更应该是一面镜子,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大学校长都照照自己。

 
面对这样的数字,重温当年治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精神,很有必要。他不仅仅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面旗帜,更应该是一面镜子,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大学校长都照照自己。

蔡元培、章太炎这一代教育家和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想,就是改变古代中国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。这也是中国大学走向现代过程中的“新传统”。笔者一直以为,当下中国大学改革不应该舍近求远,接续“新传统”才是方向。但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参与“国考”,不仅明显有违于中国大学的“新传统”,也正在搁置这个改革方向。

   
蔡元培被毛泽东誉为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,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,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,其72年的人生历程,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、南京临时政府时代、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,一路经历风雨,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,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,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。他支持新文化运动,提倡学术研究,主张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,实行教授治校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武、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。倡导以军国民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,以道德教育为中心,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,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,任北京大学校长时,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。他提倡学术自由,科学民主,主张学与术分校,文与理通科。将“学年制”改为“学分制”,实行“选科制”,积极改进教学方法,精简课程,力主自学,校内实行学生自治,教授治校。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,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,影响全国,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。

 
蔡元培被毛泽东誉为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,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,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,其72年的人生历程,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、南京临时政府时代、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,一路经历风雨,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,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,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。他支持新文化运动,提倡学术研究,主张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,实行教授治校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武、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。倡导以军国民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,以道德教育为中心,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,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,任北京大学校长时,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。他提倡学术自由,科学民主,主张学与术分校,文与理通科。将“学年制”改为“学分制”,实行“选科制”,积极改进教学方法,精简课程,力主自学,校内实行学生自治,教授治校。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,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,影响全国,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。

尽管对于大多数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,报考公务员只是一种增加就业机会或者增添人生经历的手段,但也正是这个“手段”意识消解了“国考”的严肃性。对应试的一代来说,他们考大学之前就主要以考上大学为目标,考上大学之后,又以就业为目标,所有的目标都是被动的,也都是实用性的。报考公务员也不例外。当一切都是被动和实用性的手段时,“国考”就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戏谑化狂欢。

   
但是,却很少有人知道,这样一个努力废除旧教育制度的人,并不是因为深受旧制度之害才对其深恶痛绝的,相反的是,他自己是旧制度的受益者,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成功者,他在27岁的年纪,就一路顺风,到达了封建科举的最高点了。

 
但是,却很少有人知道,这样一个努力废除旧教育制度的人,并不是因为深受旧制度之害才对其深恶痛绝的,相反的是,他自己是旧制度的受益者,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成功者,他在27岁的年纪,就一路顺风,到达了封建科举的最高点了。

如果仅此而已,影响的恐怕只是自己而不是大学。但事实上,“国考热”将应试教育从高中延续到了大学,使大学变成了应该教育的又一个驿站。“国考热”在大学中之所以能够催生那么多的发烧友,也因为经过应试教育培养的学生习惯于考试。为了考试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简言之,就是一切以考试内容为指针,考什么就学习和准备什么。比如“国考”不仅要求文化素质,也要求工作经验和能力。在学校中体现工作能力的地方自然是“具有班干部或团委、学生会干部的经历”。

   
蔡元培家学渊源,有着极其深厚的私塾功底,光绪十五年(公元1889年)秋天,他参加乡试,一举考中举人,浙江省中举者共有155人,蔡元培名列第23名。21岁的年龄就踏上了科举制度的快车道。

 
蔡元培家学渊源,有着极其深厚的私塾功底,光绪十五年(公元1889年)秋天,他参加乡试,一举考中举人,浙江省中举者共有155人,蔡元培名列第23名。21岁的年龄就踏上了科举制度的快车道。

当班干部的要求并无不妥,但纯粹为自己就业和“国考”需要,必然把班干部当成标签。以各种明的和暗的手段为自己贴标签,其心理、其方法,必难言合理,至少让刚入大学的新生对于单纯的大学生活的向往化为了泡影。

   
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恩科会试,蔡元培接着在1890年春天进京赶考,又顺利考中贡生。考中贡生后,要经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。蔡元培考中贡生后,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,自量写得不好,主动要求留待下一科殿试再考,回家刻苦练习书法。

 
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恩科会试,蔡元培接着在1890年春天进京赶考,又顺利考中贡生。考中贡生后,要经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。蔡元培考中贡生后,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,自量写得不好,主动要求留待下一科殿试再考,回家刻苦练习书法。

学生的这种“走向现实”,并不能助推大学教育水平的提升。大学的课程不可能为报考公务员来设置,那么想要报考者就要到校外的培训机构学习。从好的方面想,他们可以兼顾,既保证完成校内的课程,又参加培训。但现实却可能是,他们只是在应付校内的课程。因为这些课程不能帮助他们找工作,也就是不够“现实”。

   
1892年春,蔡元培自我感觉可以了,赴京参加殿试,一举获二甲第34名,被选为庶吉士。

 
1892年春,蔡元培自我感觉可以了,赴京参加殿试,一举获二甲第34名,被选为庶吉士。

对一些学校来说,与其让社会上的培训机构赚自己学生的培训费,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,自己创办“国考”一类的培训班。这样,在校内课程上又形成了“双轨制”。而“双轨制”的结果只能是培训课程重于普通课程,于是,大学就开始略等于职业培训中心了。

   
清制规定,选为庶吉士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,优等者授翰林院编修,其余则授各地知县及其他官职。

 
清制规定,选为庶吉士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,优等者授翰林院编修,其余则授各地知县及其他官职。

实在不想说,“国考热”及其持续升温促发“官本位”的意识,但从大学的现状看,这个倾向也在极端行政化管理的保驾护航下渐趋明显。换个说法吧。大学这样下去必然越来越复杂,在复杂的氛围下,如何做学问?而不做学问,如何自称大学?

   
1894年春,蔡元培赴京应散馆考试,又以优异成绩由庶吉士而授翰林院编修。至此,蔡元培在27岁时就到抵达了科举之路的巅峰,兴城笔飞弄的蔡家门上随即被挂上了红底金字的“翰林第”匾额。翰林的功名在科举时代是读书人的至高荣誉,“点翰林”之后,不仅很容易晋升高官,而且一般来说都可飞黄腾达。

 
1894年春,蔡元培赴京应散馆考试,又以优异成绩由庶吉士而授翰林院编修。至此,蔡元培在27岁时就到抵达了科举之路的巅峰,兴城笔飞弄的蔡家门上随即被挂上了红底金字的
“翰林第”
匾额。翰林的功名在科举时代是读书人的至高荣誉,“点翰林”之后,不仅很容易晋升高官,而且一般来说都可飞黄腾达。

中国科学报

   
在封建科举制度上的一路顺风,恰恰可以看出蔡元培27岁之前青少年时代付出的寒窗辛苦,他自然也深深了解科举制度的利弊。因此,当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涌起之时,他毅然站在了新潮流的一边,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。

 
在封建科举制度上的一路顺风,恰恰可以看出蔡元培27岁之前青少年时代付出的寒窗辛苦,他自然也深深了解科举制度的利弊。因此,当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涌起之时,他毅然站在了新潮流的一边,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。

   
他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,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,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。早在1912年5月16日,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,在演说中就提出“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。”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,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。1917年1月9日,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,明确的向学生说明:“诸君来此求学,必有一宗旨,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,必先知大学之性质。今人肆业专门学校,学成任事,此固势所必然。而在大学则不然,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”。

 
他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,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,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。早在1912年5月16日,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,在演说中就提出“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。”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,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。1917年1月9日,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,明确的向学生说明:“诸君来此求学,必有一宗旨,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,必先知大学之性质。今人肆业专门学校,学成任事,此固势所必然。而在大学则不然,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”。

   
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,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“科举”观念。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,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,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。蔡元培指出,这是北大“著名腐败的总因”。因此,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,“第一要改革的,是学生的观念。”他还提出,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,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。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,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,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;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,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。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,科研双重任务,他极力主张“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”。

 
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,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“科举”观念。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,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,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。蔡元培指出,这是北大“著名腐败的总因”。因此,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,“第一要改革的,是学生的观念。”他还提出,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,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。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,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,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;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,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。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,科研双重任务,他极力主张“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”。

   
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,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,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。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,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,不同的人物和主张,也包容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、新文化、新人物,北大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、五四运动的策源地,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。

 
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,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,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。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,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,不同的人物和主张,也包容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、新文化、新人物,北大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、五四运动的策源地,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。

   
蔡元培先生的话已经说过了近百年之久,但是,当我们今天重温的时候,我们却发现,先生当年看到的现象,不仅仅没有解决,而是更加严重了;当年先生要解决的问题,今天更加迫切了。

 
蔡元培先生的话已经说过了近百年之久,但是,当我们今天重温的时候,我们却发现,先生当年看到的现象,不仅仅没有解决,而是更加严重了;当年先生要解决的问题,今天更加迫切了。

悬挂展览于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三楼的书法作品《大学论语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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